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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举办“中国实证法律研究:现状与展望”主题讲座
2016年7月2日晚19点半,我中心举办的以“中国实证法律研究:现状与展望"主题讲座在法学院模拟法庭举行,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白建军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王亚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生导师郭星华教授、我中心主任左卫民教授作为主讲嘉宾,我中心研究员郭松副教授担当主持,180名同学参加了讲座
首先,由郭星华教授发言。郭教授从实证法学的历史谈起,其起源于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实证法学简单模仿自然科学方法,通过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多种方法开展研究,但人文学科不具有自然科学般的可重复性,不可照搬照抄,但已成为重要的分析工具。郭教授进一步阐明了田野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和经验研究方法,即能观察、体验到的调查问卷、采访等。
紧接着,王亚新教授以故事开头,讲述了法学领域需要实证研究解决的问题。在老太太状告儿媳不孝顺,主张要回祖传戒指的案例中,可能涉及所有权、附条件赠与合同和赡养义务的量化等法律问题,法官若以君子之风教育本案中的儿子儿媳,提高其思想觉悟,方能兼顾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王教授继续抛出民事案件中返还彩礼的问题,其多发生在农村,但城市中也存在分手费纠纷,这是法教义学难以应对的难题,而中国的城市化、信息化发展到今天的程度,以“秋菊打官司”为例的社科法学范式恰恰是个例,法学研究者需事先了解实践中如何操作,这便涉及实证研究问题。

接下来,白建军教授围绕“法学研究如何可以量化”的问题展开论述,白教授以真实案例出发引起大家思考——某段道路限时免费停车,超过两小时须缴费,警察与某车主就缴费事宜发生纠纷诉至法院,其间,该车主提出,其在两小时内开出后又返回了停车位,但警察主张车主停车超时,证据是其前后两次巡逻时,该车气门芯朝着同一位置,不可能开出。法官在审理时计算出冤枉车主的概率为一百四十四分之一,考虑到可能存在误判,最终宣判车主无罪。其后,白教授举例说明了某些看似不可量化的问题也能量化,如曹冲称象的故事、高考制度量化考生的素质,而法律实证分析对于环保案件确定责任承担者是大有裨益的。在回应量化不准的问题上,白教授以分粉笔为例,认为世界无穷大也无穷小,自然科学纳米级的标准尚不能做到分粉笔两边完全相等,为何要强求于法学?通过一正一反的论证解决了法律实证研究方法论的问题
左卫民教授在发言中提出,法律实证研究是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以外的第三条道路。法有明文规定退赃可在量刑时给予从轻考虑,但某法官通过对百份判决书的研究得出,实践中退赃对量刑没有任何影响的结论,颠覆了法教义学的认知。而社科法学拿个案说法有以偏概全之嫌,法律实证研究则以数据增加了司法可信度,这里的数据不限于大数据,还有中数据、小数据。随后,左教授用实证研究方法解释了警察常拿口供说话的原因,有罪口供达95%且多数发生在第一次口供中,审讯时长持续2小时左右,审讯地点又是警察主导的办公室,导致了有罪口供的产生。而口供对中国刑事中证据的意义在于没有口供将使案件中一半的关键证据丧失。左教授继而从国际趋势上强调了实证研究的重要性,欧洲的态度是法学必须由软转硬,从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发展,而实证研究在美国法学院已成为主流。
嘉宾讨论环节中,王亚新教授认为,定量不一定是实证,小样本也有独特价值,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就围绕一个村展开研究,有的题目也难以做到全样本。郭星华教授提出,实证法学研究在中国是小众方法,其统计分析固然能增加研究可靠性、可信度,但做全样本很难且成本极高,以CGSS调查为例,其一次调查成本上百万。郭教授还举了男性还是女性更爱看镜子的实证统计,以趣味性的调查引领大家重视实证研究的作用。左卫民教授提出,现裁判文书上网,这类原始材料能说明很多问题,也能概括出很多特征,并通过对比中国统计年卷、两高年卷的历年差异,得出大数据可能具有选择性。白建军教授则以案例为依托介绍了实证研究在美国司法中的运用,即美国某实证研究成果指出在黑人杀黑人、黑人杀白人、白人杀黑人、白人杀白人的四类案件中,黑人杀白人判死刑的概率最大,后来,在一起黑人杀白人案件中,被告人用该研究结果成功阻止法官判其死罪。
提问环节中,各位教授就实证研究在分析现象时的缺位、经验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区别、大数据垄断等问题与在场同学进行了深入交流,讲座在热烈掌声中结束。